为普及党史知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们将推出《党史学习》栏目，陆续刊发党史知识学习专题，供全校师生学习。
1926年1月1日至20日
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256名参会代表中共产党人100名左右。会议通过决议，继续执行孙中山遗嘱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议谴责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活动，给西山会议几个顽固分子以开除、警告的纪律处分。会议还通过由共产党人提出的联络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开展工农运动等决议案。大会选举产生36名中央执行委员，其中有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等7名共产党；候补执行委员24人，其中有毛泽东、邓颖超等7名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员会为此次大会发表宣言，指出大会的责任，“是要规定发展工农运动的计划，确定对于工农运动的正当态度及决定对于破坏工农运动的党员给予严厉的处罚；希望大会能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五卅”运动以后革命的总的战略方针问题。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的时期，是反动势力联合向民众势力进攻时期，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责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战争。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必须加紧进行北伐战争必将经过的湖南、湖北、河南等地的群众工作，特别是要注意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以便接应北伐军，积极支持和参加北伐战争。会议强调只有发展农民运动和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引导国民革命达到最后胜利。会议通过《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北方区政治军事工作问题》等决议。
1926年3月7日至17日
3月7日，奉系多艘军舰在天津大沽口北塘登陆，国民军将其击退并封锁大沽口。3月12日下午3时，日本派军舰掩护奉军舰队进攻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予以正当还击。日本方面竟纠集《辛丑条约》签字国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八国公使，于3月16日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停止大沽口至天津一带的战事、撤除大沽口海面的水雷及其他障碍物、恢复所有航行标志、不准干涉外国航船、停止对外国船只的检查五项无理要求。17日，各帝国主义国家20余艘军舰云集大沽口，对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大沽口事件立即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中共北方区委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各界群众召开大会，强烈抗议日舰炮击大沽口。大沽口事件也成为北京三一八惨案的导火索。
1926年3月18日
北京各界群众在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领导下，在天安门前举行一万余人的反帝示威大会。会后，当数千人的请愿团到达段祺瑞执政府门前时，卫队向群众开枪，死47人，伤199人，酿成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8日
毛泽东在广州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纪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会上发表讲演，着重总结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讲演指出：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
这篇讲演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1926年3月20日
3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
1926年3月20日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他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毛泽东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共产国际代表主张退让。在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毛泽东、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中共中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他从这一次的试探中进一步摸清了共产党人存在的弱点，从而加紧他的反共活动。这一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26年3月23日
3月23日下午，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共北京地委、共青团北方区委和共青团北京地委、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以及北京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等团体与各学校学生一万多人，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
1926年3月29日
3月29日，北京各界各团体原定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追悼大会”，哀悼3月18日死难诸烈士，因反动警厅禁止，被迫改到北京大学一院大操场举行。从上午9时至下午6时，参加悼念的群众往来不绝，达10万之多。
1926年4月
柴山洲特别区第一农民银行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家农民银行，它发行的面额壹元的白竹布货币是迄今发现最早的革命货币。
1926年5月1日
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举行。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举行了12天，通过了职工运动的总策略、组织问题及其运用方法、经济斗争的最近目标及其步骤等议案。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举行了15天，通过了农民运动在中国国民革命中之地位等21项议案。两个会议的代表举行了四次联席会议，通过了工农大联合等决议，还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师北伐。
1926年5月3日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9月11日结业。这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300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1926年5月15日至22日
谭延闿、蒋介石等9人联名向全会提出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这个限制共产党活动的提案蒋介石事先取得了鲍罗廷的同意。《整理党务案》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全体执行委员的1/3；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鲍罗廷一样，采取了妥协的态度，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内部对是否接受《整理党务案》意见并不一致，在鲍罗廷的压制下，指导中共党团的张国焘要大家接受，使得《整理党务案》得以顺利通过。于是，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换上了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蒋介石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垄断了党政军财大权。
1926年5月20日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所属的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北伐先遣部队奉命进入湖南，援助被直系军阀击败而拥护国民政府的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湖南省代理省长唐生智，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
1926年6月19日
中国国民党中央致信中国共产党，提出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成立两党联席会议。整理党务案出台后，国民党中央指派张静江、蒋介石、吴稚晖等为国民党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随后，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中共出席联席会议代表。在国民党联席会议代表中，几乎全是右派人物，这进一步加剧了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
1926年7月4日
1926年7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在宣言表达了中国国民党“为国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的决心，号召全国民众群起而助其革命一举成功，并坚信国民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
1926年7月9日
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校场隆重举行，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民众5万余人参加大会。国民政府代表主席谭延闿授印，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吴稚晖授旗，蒋介石谨受宣誓毕，致答词，并举行阅兵式，由李济深任总指挥，张治中任司礼。蒋介石发表宣言、通电和告广东军民书等，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北伐军兵分3路，西路军为主力，担任正面作战，兵力约5万，进攻两湖，直指武汉；中路军保障西路侧翼安全，进攻江西孙传芳部；东路军向敌兵空虚的浙闽进军。第五军留守广州根据地。
1926年7月12日至18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会议讨论了北伐战争中党的组织路线、国共合作的策略和民众运动的政策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回顾了从上年10月以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广州3月20日事变，国民党中央5月15日会议等，都是一贯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同帝国主义军阀反赤运动相呼应的。会议把过去视为国民党中派甚至左派的蒋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划为新右派的代表，进而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任务，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如何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上，会议未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关于资产阶级的问题，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中国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在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题上，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的一面，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会“使革命运动流产”。关于北伐战争的问题，会议没有看到革命阵线内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已经集中到争夺对北伐战争的领导权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上，而忽略了军事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议决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只是“参加”一些工作，只是“进行相当的政治宣传”，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而没有认识到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关于农民运动的问题，会议片面地指责刚刚兴起的“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或提出口号过高，或行动过左”，因而对农民运动作了许多不适当的限制。7月中下旬，大举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接连攻占株洲、长沙等地。
1926年7月中下旬
大举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接连攻占株洲、长沙等地。
1926年8月
8月北伐军在农民群众的支援下，攻下通往武汉的要冲汀泗桥、贺胜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被歼灭。北伐军乘胜追击，9月攻克汉口、汉阳。叶挺独立团在这些战斗中英勇善战，屡破强敌，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
1926年9月17日
17日，获得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冯玉祥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国民革命，接着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
1926年9月
9月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1926年10月10日
10月10日 北伐军攻克武昌，全歼守敌，基本上消灭了吴佩孚的反动军队。
1926年10月24日
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上海，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是在准备工作很不充分、时机极不成熟，大部分工人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所以很快遭到失败。
1926年10月
湖南、湖北农村大革命爆发。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即“一切权力归农会”。北伐军占领地区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兴起。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对此极端仇视，他们同大批逃亡到城市的土豪劣绅一起，大肆攻击工农运动，特别是攻击农村大革命。
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
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谭平山出席会议，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列席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国革命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会议对中国革命的任务、动力和前途，从理论上作了一些正确的阐述，但其根本失误是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估计过高。
1926年11月
北伐军歼灭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九江、南昌。盘踞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势力，至此有两个（吴、孙）基本上被消灭，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这个有利形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
1926年12月
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在南昌另立中央，并开始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密商，准备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南京一带时发动突然袭击，公开反共。
1926年12月中旬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分析正在发展变化中的政治形势，据以制定党的主要斗争策略。会上，陈独秀作了政治报告，指出从江西战场胜利以后，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发生许多新变化，出现许多危险倾向，联合战线随时随地都有破裂的危险，危及整个民族革命的前途。报告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很右，但报告所着重批评的却是党内的“左”倾，而且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危机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倾错误过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盖了新右派准备出卖革命这个造成分裂危机的根本原因。会议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民众运动勃起并日益向“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倾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会议的决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实质上这就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要求。汉口特别会议没有能解决党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并坚持斗争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反而指引了错误的方向。这次会议的决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联席会议同意。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人民网、共产党员网